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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诗词的时代精神

发布时间:2013-1-9 点击次数:1445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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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诗词的时代精神
李树喜
 
    诗词是中华文化王冠上的明珠,是中华文化最具光彩和魅力的篇章,可以称为中华文化的基因(DNA)。
    从传说尧时代的“卿云”发端,经过《诗经》、楚辞、汉魏古诗,以至唐诗宋词元曲,诗词绵延两千多年,一路走来,一路变化,一路创新,虽有曲折,但从来没有消亡和停滞。在中华民族和社会复兴的今天,中华诗词出现了复兴和繁荣的趋势。成为和谐社会、和谐文化的重要部分,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。
 
诗词当随时代
    “笔墨当随时代”,一种文学艺术样式有无生命力和能否为大众接受,在于能否反映时代生活。诗词亦当如此。
    早在1955年台湾诗人节,于右任老先生就说,诗词应当“一,发扬时代的精神;二,便利大众的欣赏。盖违乎时代者必被时代抛弃,远乎大众者必被大众冷落……此时之诗,非少数者悠闲之文艺,而应为大众立心立命之文艺。”如此“革命”的提法,曾经使我们某些文艺评论家惊愕。其实,诗词与时代相随、与大众相连,是一切开明的前瞻的文化工作者和诗人的共识和追求。一部文学史或诗词史,实际上也是在时代不断演进中适应时代的历史。
    我们看到,在世纪交接的时代,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华诗词,经历复苏,走向复兴和初见繁荣,展现出空前活力和时代精神。
    说诗词初见繁荣,表现在三个方面:
    一是春潮初起,波澜壮阔;二是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;三是完全可以反映时代生活。
    在创作题材和内容方面,国际国内大事,社会生活,个人经历,艰苦磨难,日常情趣,旅游咏物,田园风光,哲思感悟,朋友酬答,内心独白,相思爱情……纷纷入诗,各具风采。
    近年来,每逢大事、节庆、纪念日都有大批诗作产生。在纪念香港回归诗词大赛中,贺苏老人的“七月珠还日,百年雪耻时。老夫今有幸,不写示儿诗”。短短二十字,形象,深沉,道出了一位爱国老人的心声。建党九十周年,一则《天净沙·航船》是这样写的:
    乌云密布江南,嘉兴湖上风帆,尽处青山辽远。
    心中有岸,管他多少礁滩!
    马凯同志在陪同温家宝总理日理万机的抗震工作中,写出诗歌数十首。其中:“惊天地,泣鬼神,五州叹,四海钦。多难兴邦缘何在,临危万众共一心。顶天立地何为本,日月同辉大写人”的诗句,歌颂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。
    令狐安的《维权曲》是这样写的:
    权柄握在手,方知执政难。建国近甲子,教训万万千。多少官僚变,重蹈旧权奸。狐鼠横行处,敛财不避嫌。沉湎钱与位,早忘甲申年。
    作为纪律检察方面的领导干部,深刻思考,大胆鞭斥,诗见情怀,难能可贵。
    还有,大批反映农民和基层的诗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。吕子房的《浪淘沙·巴山背哥》写道:
    小子走巴山,踏遍渝川。背星背月背朝天。呵嗬一声忙拄地,仰首岩悬。
    日夜顶风寒,脚破鞋穿。为儿为母为家园。苦命二哥背不尽,背起人间。
    写小人物的环境艰窘和拼命生活,画面生动,跃然纸上,一呼一叹,动人心魄。
    爱情是诗歌的永恒主题。红豆大奖赛一首获奖诗“南国春风路几千,骊歌声里柳含烟。夕阳一点如红豆,已把相思写满天。”形象、概括、洗练,有很高的美学价值,为人所公认的佳句。
    古代社会不可能涉足的失恋题材,在女青年吴菲笔下别有韵味,其《清平乐·失恋之后》是这样写的:
    晓风吹送,回首些些痛。燕婉深盟终底用?不过槐安旧梦。城郊紫陌荒寒,因缘世界三千。扫取颓枝怨叶,烧成一个春天!
    尤其是下半阙和结句,颇有新诗的意像和风格,且又是诗词的形式。其爱情观及其大胆表述,充满时代气息。
    再如李申一首《送儿出国》题材的五绝,更道出天下父母的心声:“叮咛千百遍,默默理征衣。天下爹娘愿,盼飞还盼归”……等等。
    重要的是,诗人们没有放下批判谕讽的传统武器。
    社会是在矛盾中行进的。任何昌明的社会,有光明也有黑暗、昏暗或不平。只有揭露、批评、消除阴暗因素,社会才能更健康地前进。
    咏史怀古题材也老树新花,多有收获。李树喜在其七律《苏武事迹》写道:
    持节匈奴两鬓稀,兄亡弟殁各无知。李陵规劝先啼泪,卫律威逼徒费辞。
    水草丰盛大泽畔,胡妻柔顺洽欢时。子卿北地寻余脉,通国还朝擎汉旗。
    这首七律,实际是追本穷源,矫正偏见,重描了苏武的史实:虽则不幸,亦非身处绝境;虽有刚毅,亦有柔情。苏武流放地贝加尔湖一带水草丰美,后期经常得到美酒等生活用品的馈赠;苏武与胡妇成婚生子,其子在苏武年迈时召回汉室为郎……匈奴亦非青面獠牙,汉庭多有处置失当——历史事件也是复杂的多面体。
    此外,关于哲思和感悟心路历程的诗句,也时见光芒,如李申的偶得句:
    人心曲曲弯弯水,世事重重复复山。
    情绪浓浓淡淡酒,收成雨雨风风年。
    宋晓梧的佛魔:
    魔为偏执佛,佛是端正魔。
    细数千秋史,佛魔一纸隔!
    哲思,彻悟,于平白之间。
    总之,孔夫子说的“兴观群怨”的功能于当代诗词都有表现,且更见广泛、深刻。由此表现了中华诗词的深伟的蕴力和活力。
 
支撑时代精神的三要素
    构成诗词时代精神的要素,大略是三个方面:
    (一)相当的数量与质量
    当代诗词同历史上的诗词高峰相比,究竟怎么样呢?
    首先,诗词尤其是词,以毛泽东为代表,呈现一大高峰。当代诗人聂绀弩、刘征等的创新与作品,庶几与过去的高峰比肩。一批具有新的意象,新的视角,新的语言,新的哲思的好诗词、诗句,如珠似玉。如刘征《水调歌头·中秋赏月》:“我谓月,且欢笑,勿神伤。管它阴晴圆缺,只当捉迷藏”的豁达奇语。
    《卜算子》:“且莫叹荆榛,毕竟多芳草。检点人间万古愁,一点丁丁小”的哲思、彻悟等等,不一而足……
    总之,对于当代诗词的基本估计是:数量,绝对超过以往;精品,亦有相当篇章。
    当然,当代的大家、名家不及以往那样耀眼,精品的比例尚远不如唐宋。下大力气提高质量多出精品,是首要任务。
    (二)显著的特色优势
    精短,典雅,押韵,上口,便于记忆,易于流传,诗词原有的优势,在快节奏的当今环境中充分展现。更能契合社会氛围和大众需求,显示着蕴力、魅力、耐力。我们不妨做些比较。关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名篇,茅盾1923年译本是:
    我一生最宝贵:恋爱与自由。为了恋爱的原故,生命可以舍去;
    但为了自由的原故,我将欢欢喜喜地把恋爱舍去!
    而殷夫1929年的译本是:
    生命诚宝贵,爱情价更高,若为自由故,二者皆可抛。
    同一作品,都是名家。由于形式不同,效果和社会影响显然不同。优势在诗词方面。
    (三)空前的社会支撑
    从实践论的角度看,大众的认同和流传,是检验文化艺术包括新诗旧诗重要乃至唯一的标准。
    如果要问,当今什么文化艺术形式离我们最近,接触最早?答案是诗词。以儿童普遍学习“鹅,鹅,鹅”和“床前明月光”为例,孩子的父母和祖父母、外祖父母等,无疑要对此有最简单和基本的接触。特别指出,随着社会成员文化水准的普遍提高,更多的人(全国以百万计)接触、了解和喜爱诗词并且提笔写作,这种认同和普及,使得诗词获得前所未有的社会支撑,具有广阔的复兴和繁荣前景。
    诗词的社会环境与角色担当
    当今社会环境对诗词的影响表现为两重性,一方面,社会发展有利于诗词复兴;一方面,文化的丰富多样约束和限制了诗词的独尊。
    封建社会中,诗词长期处于尊贵地位。科举考试必有诗词,清朝甚至明确由皇家钦定用韵。兼之诗词形式短小精悍,概括力强,有韵律,易传播,没有其他艺术形式与之匹敌、并列,使之成为独领风骚的艺术形式。
    当今时代,文化艺术呈现多种样式,且平面媒体和电视广播以及网络的兴起,使得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有多项选择。在诸多文学形式中,诗词不再是文人必须掌握的,不是最时髦和最有视觉冲击力的。精品佳句不少,流行传唱不多。然而,经过分辨、思考发现,诗词能够融入社会而不被排斥,很可能出现新的繁荣和普及。虽然不再是独领风骚,但也是传统和现代谐和、风流独俱的角色!
    总之,与时俱进,继承创新,求正容变,众多社会成员参与,大批量较高水准的作品反映丰富多彩的时代生活,就是诗词的时代精神。
    诗词的功用:不必匡时济世,独领风骚,但可愉悦身心,和谐社会。
 
 诗词面临新课题
    从两方面看,初见繁荣的同时,亦有误区和偏颇,本人以为突出在两个方面:
    (一)脱离现实,盲目复古
    有一种主张,回避社会,远离大众;完全置身于个人天地,自我陶醉,对社会一概采取冷漠质疑、排斥和批判态度;甚至提出“回到唐宋”的口号。
    其实,历史上任何成功的复兴或复古都是改革,而不是倒退、回到原来。清代叶燮指出:“诗词正变几千年,盛衰之所以然。”诗词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一样,不可能回到唐宋,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。
    有一种倾向,故弄玄虚,生僻艰深。别人看不明白,自己说不清楚。
    无疑,民众了解、广泛流传的当然是通俗晓畅的作品。艰难用典,拮据聱牙,何从欣赏!“细数流传千古句,皆从平白语中来。”信然。
    (二)标语口号,世纪诗病
    当今时代,国泰民安,形势好,节庆多。有关节庆和纪念题材的诗,易将事件和政策术语入诗,易生豪言壮语,易搬用标语口号和套话,成为“伟大的空话”,姑且称作“盛世诗病”。政论可以如此,报告可以如此,外交辞令可以如此,但写诗则断不可以如此。毛泽东早就说过,“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,内容和形式的统一,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。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,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,也是没有力量的。”遗憾的是,当前这类作品较多,甚至包括一些大赛中获奖的作品。应当尽量避免。
    如何解决诗词较为突出和普遍的问题?从写作的角度是:大处着眼,细部着手。以小见大,见微知著,方是功夫。更是古来诗人成功的要诀之一。
    诗词的美妙和感染力得之于细节的描写。诗经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写爱情也;谢灵运“池塘生春草,园柳变鸣禽”写初春也;刘禹锡“朱鹊桥边野草花”、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写变迁也;辛弃疾“七八个星天外,两三点雨山前”,写春夜也;毛泽东“弹洞前村壁”写现代战争也;“马蹄声碎,喇叭声咽”写行军也。尤其是孟郊的《游子吟》:以细线、寸草寄情,以“密密缝”写母爱,朴实真挚,深刻动人,千百年来为人们喜爱。
    回看毛泽东的词作,小到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的“西风烈,长空雁叫霜晨月”,大到《沁园春·雪》,其中不曾有“革命”、“红军”等政治词语,但其间包括着浓烈的革命和光明的内涵。是用艺术形象而不是用概念说话。就写诗而言,立意高、气魄大和具体描写非但不矛盾,反而是依赖于具体、鲜活的描写。
    近来看到记某山村乒乓球台的七律(作者是李栋恒中将):
    水泥台面带残冰,楚汉相分一草绳。陋拍锯磨粘贴就,瘪球烫复往来仍。
    露天时有风参战,入暮唯凭月作灯。莫笑抽拉姿不雅,兴如奥运各逞能。
    细节,生动,风趣,高超!
    又如获建党九十周年大奖赛一等奖徐绪明的《鹧鸪天》:
    合是梅花清秀姿,生来不怕雪霜欺。一从亮相南湖后,九十年来放愈奇。
    勤管理,莫松弛,务防虫蛀干和枝。植根大地春长驻,花俏花香无尽时。
    作品以梅花喻党,着力细节描绘,摆脱大话套话,得奖理所当然。
    诚然,我们不排除豪言壮语和大气魄。而是要大得有理、适度,有奇思妙语。主要着力点是描细节,塑形象,用艺术的形象的语言写诗。
 
诗词创新五题
    如何解决诗词较为突出和普遍的问题?从写作的角度是:
    (一)创意
    诗词,是创造性的文化艺术果实。
    创造是人才最基本的属性。诗人更是如此。“创作”二字,创是统帅,是灵魂。创是纲,作是目。创造就是出新,就是与众不同,就是展现个性,或立意,或章法,或语言,或意象,或哲思,探索或完成前所未有的东西。《白石道人诗说》云:人所易言,我寡言之;人所难言,我易言之。则不俗。
    袁枚说:“以出新意、去陈言为第一着”,就是如此。
    创造并不神秘,万绿丛中一点红是创造,万丛中一点绿也是创造,人无我有是创造,人有我新也是创造,超越别人是创造,超越自我更是创造。“要教读者眼前亮,自己先须亮起来”。就诗词而言,奇词丽句是创造,用平白之语表达深邃的思想和意境更是创造。“蓬莱文章建安骨,中间小谢又清发”。伟大诗人李白所重、所行的正是“清发”二字。杜甫说“白也诗无敌,飘然逸不群”,“无敌”者在于“不群”也。
    当然,人们一般在创造之前都有一个模仿的过程。而近现代人普遍的问题是积累过多过久,而创造开始太晚。
    作为当代诗界的领军人物之一,刘征的诗词总是充满创意的。他自创词牌《蜂儿闹》,描绘蜜蜂“辛勤最是君行早,为酿生活好。万口杭育,声超丝竹,哑了千山鸟”的浩大声势。
    诗人刘章的《山行》:
    秋日寻诗去,山深石径斜,独行无向导,一路问黄花。
    清代施润章也有一首《山行》诗:
    野寺分晴树,山亭过晚霞,春深无客到,一路落松花。
    相比之下,刘章是独行寻诗,只有黄花指路。是另辟蹊径,深化了主题,美化了景物,融合了自我,这就是创造和超越。
    作为精神文化产品,诗词与生活消费品迥然不同的是:后者需要大路货而前者只需精品。大千世界,诗家以百万计,诗篇以千万计。社会需要和能够流传的不在数量而是质量。精品源于创造,创造是诗词之魂,创意,诗之帅也。正所谓:“姹紫嫣红等闲看,奇思创意是诗魂。”
    (二)浪漫
    浪漫,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属性,更是诗的本征。将生活艺术化,就必须借助于想象和夸张等手段,只要起意为诗,浪漫就在其中了。如《鹳雀楼》中:“黄河入海流”,诗写得出,摄影绘画都难以作为。
    传统评论以唐宋风格迥异,又以豪放、婉约分流李杜苏辛白石易安之辈。现代评论家把作家诗人分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类,都是偏颇。其实,凡大家都是现实、浪漫兼有,豪放婉约相济。例如杜甫的“今夜鄜州月,闺中只独看。遥怜小儿女,未解忆长安。香雾云鬟湿,青辉玉臂寒。何时倚虚幌,双照泪痕干。”
    通篇都是在想象,是所见的古人描写妻子形态的最直描的唯美的诗句,充满浪漫和柔情。
    (三)环境
    有一句话叫作“愤怒出诗人”,或者是逆境出诗人。司马迁说过,“诗三百篇,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苏东坡也遭受过“乌台诗案”,清朝学者赵翼“题元遗山集”的七律写道:“国家不幸诗家幸,赋到沧桑句便工”,说的是元朝大诗人的元好问的成就和他颠沛流离、身多不幸有关。后人多有引用,甚至还将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视为经典和规律性总结。
    的确,诗人的丰富阅历尤其是逆境和苦难,能使之深刻了解社会人生,生发出深沉的思考和强烈的表现欲望。表现为作品的广深、沉郁丰富多姿。然而,苦难和逆境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。苦难有用处、有价值,但显然不应是愈苦难愈好。如果屈原、杜甫一类文人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,连读书识字都无机会,他们有可能写出名垂千古的诗篇吗?曹雪芹逆境中完成《红楼梦》鸿篇巨制,虽然艰苦,毕竟有西山茅屋可居,有粥可食,有文房四宝可用。实际上,百姓最悲惨、艰窘的生活状况,不是身处其境的农民妇女写出的;最动人心魄的爱情悲剧,也不是出自梁山伯祝英台杨贵妃白蛇们的手笔,而是像白居易、洪昇这样的写家。白居易没有卖过炭,却可以发出“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愿天寒”的感叹。就白居易的人生际遇而言,虽受过贬斥和曲折,终其一生还是比较顺利和得意的。其他富贵顺境的文人也有过相当精彩的作品。苦难,不是成就文化诗词的唯一条件而只是相对的。逆境出诗人和“国家不幸诗家兴”只是一种现象不是铁定的规律。
    好的社会环境,可以实现文化繁荣,可以激发豪情,唱出时代强音。同时,社会毕竟还有负面因素,个体毕竟还有悲欢离合,人人可得而抒发胸臆,唱出各种不同的声音。我们总不能为了“逆境”,人为地制造不幸和苦难吧!
    因此,对于文人诗家,不是要其陷入痛苦,而是要其对社会进行深入的观察、体验和思考。与社会同脉搏,与大众共心声,如此,才能够写出好作品来。我对青年诗人的希望是:“人生际遇好,社会感悟深”。如做到,则最好!
    (四)讽谕
    毛泽东谈到诗词功能时也说,“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,可以兴观群怨嘛!”一般认为,兴,是为国家社会服务;观,是观察辨别思考;群,是群体和谐;怨,是讽刺批评社会黑暗现象,也被称为“讽谕”,兼有劝解、批评和讽刺的涵义。历代文人重视独立品格和批评功能,留下大量尖锐、犀利充满战斗性的诗篇。如《诗经》的《伐檀》和《硕鼠》等。唐代李绅的“锄禾日当午”(悯农诗)和白居易的《卖炭翁》等也属于讽谕一类。
    改革开放,社会繁荣,人文和谐,讽刺功能是否就罢而不用了呢?是不是就把批评的武器刀枪入库呢?不是。社会是在矛盾中行进的。任何昌明的社会,有光明也有黑暗,昏暗或不平。只有揭露、批评、消除阴暗因素,社会才能更健康前进。现代诗人已经拿起了批评的武器写出了大量篇章,例如,《中华诗词》的“刺玫瑰”专栏,就以专门发表讽刺诗博得各界好评。
    讽刺诗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。
    张智深五绝《下马石》:
    独立皇陵侧,端居孔庙前。千官皆下马,一石冷无言。
    以下马为题,描绘官员下马后,下马石的冷峻无言,用语双关,寓意深刻。
    诗词当随时代。我们是时代的歌者和思想者。因而,歌颂和讽谕是包括诗词的文化艺术社会功能的两个方面,是相辅相成的。讽谕不可免,而那种走向另一个极端、认为诗词不能“歌德”、只能以批评为主,显然也是片面的。
    (五)谋篇
    整体顺畅,中间有起伏有波澜,调料,调色。文似看山不喜平偏向不平觅好诗。
    尾要结住,或总结魔佛一纸隔;或发挥官权哪个靠读书;或转折不知该打谁;或反问一生真伪有谁知古来征战几人回,天下何人不识君(叹号问号,不妨使用些);或突兀鱼鳖几回捉来放,有人跳下放生桥突然一棒,细想有理,神来之笔;或反义(一般用于咏史项羽,曹操)。
    在笔法上,景物要真实,下笔有虚实(理念虚词结合)手法别太老实,做人要老实,做诗要灵通,(变花样花招)。总之创意出新,大处着眼,细部着手。
    还须指出,为诗,与其说具有理论的品格,不如说更有实践的品格。“平仄格律”和“基本技法”之类要学。但要拿得起,放得下,不可过于依赖和拘泥——按照本本和作法之类,很难写出好诗。
    尊重艺术规律,要“三不为”:不为口号(大话),不写报告(套话),不作歌谣(俗话);“二为”:为自己抒写性情,为读者欣赏共鸣——真情和个性而已。
    尔后,引用我的一则小词《清平乐·诗史》:
    诗三百好,更有卿云早。秦火炎炎烧未了,屈宋建安佼佼。
    北南魏晋梁陈,诗词逐代出新。李杜堪师不仿,一心要写吾真。
 
   [1] 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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